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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汽車銷售企業的涉稅行政案件

    信息來源:稅務訴訟律師網  文章編輯:majiali  發布時間:2021-05-17 12:45:04  

    山西某汽車銷售企業的2012年、2013年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繳納情況經國稅局稽查局稽查后,認定其偷稅,并于下達了《稅務處理決定書》及《稅務處罰決定書》。賴紹松律師認真分析案卷后,發現該企業2012年使用的納稅申報系統不是默認稅率,工作人員申報納稅稅率適用錯誤屬于重大操作失誤,不具有偷稅的故意,同時稅務局在計算企業應納稅所得額時未將不允許抵扣的增值稅及企業實際發生的未進行過成本抵扣的費用進行稅前扣除,更主要的是稅務局將該企業購進的汽車底盤認定為配件,因企業沒有額外收取用戶費用而視同銷售來計算企業應納稅所得額,導致該企業應納所得稅數額嚴重錯誤。賴紹松律師提出法律意見并經法院開庭審理后,稅務局主動撤銷其作出的稅務處理及處罰決定,并將其多收的增值稅及企業所得稅退還給當事人。

    代理詞節選:

    1.被告對企業所得稅的有關規定理解嚴重錯誤;

    2.被告認定原告無償贈送客戶配件視同銷售事實不清;

    3.被告稽查時選擇性收集證據

    一、被告對企業所得稅的有關規定理解嚴重錯誤

    1.將“增值稅”與“允許抵扣的增值稅”混為一談。

    (1)《企業所得稅法》并未規定增值稅款不能扣除。《企業所得稅法》第十條對計算企業應納稅所得額時的扣除事項做了列舉性規定,該條明確規定企業所得稅稅款能扣除,但該條并沒有提到增值稅款不能扣除。

    (2)不允許抵扣的增值稅款可以扣除。《企業所得稅法》第八條規定:企業實際發生的與取得收入有關的、合理的支出,包括成本、費用、稅金、損失和其他支出,準予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三十一條規定:“ 企業所得稅法第八條所稱稅金,是指企業發生的除企業所得稅和允許抵扣的增值稅以外的各項稅金及其附加。”,所以在計算企業應納稅所得額時不允許抵扣的增值稅款是可以扣除的。本案中,如果按照被告的認定,原告2012年度無償贈送客戶配件未視同銷售少計增值稅2126.09元及2013年度無償贈送客戶配件未視同銷售少計增值稅36577.17元,要求原告補繳該筆增值稅,如果原告現在確實補繳,那么已無進項可抵扣,也即屬于不允許抵扣的增值稅款,那么在原告繳納該筆稅款后,被告在計算企業應納稅所得額時應將該筆增值稅款扣除。

            不允許抵扣的增值稅款扣除依據表

    法律條款

    證明內容

    《企業所得稅法》第十條

    該條屬于禁止性規定,但并未明確規定增值稅款在計算企業應納稅所得額時不許扣除,只明確規定了企業所得稅不可扣除

    《企業所得稅法》第八條

    該條屬于授權性規定,企業在計算企業應納稅所得額時稅金可以扣除

     

     

    《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

    第三十一條

    該條也屬于授權性規定,是《企業所得稅法》第八條的解釋和具體化,明確規定企業所得稅和允許抵扣的增值稅款不可以作為稅金扣除,但對于不允許抵扣的增值稅并未規定不可以扣除   ,法無禁止即許可,所以在計算企業應納稅所得額時不允許抵扣的增值稅應予扣除。

    值得說明的是,被告在庭審中一直強調在計算企業應納稅所得額時所有的增值稅款都不能進行扣除的理解是錯誤的。

    2. 將“查處”與“行政處罰”混為一談。《稅收征管法實施細則》第九條第一款規定:“稽查局專司偷稅、逃避追繳欠稅、騙稅、抗稅案件的查處。” 。被告認為該條規定了“查處”,所以其具有行政處罰權,這種理解是錯誤的,因為無論從字面表述還是從真實含義上講,“查處”都不能等同于“行政處罰”, “行政處罰”是比較嚴厲的行政執法行為,其必須以法律法規的明確授權為前提,所以被告無行政處罰權。

    此外,被告將“處理”與“處罰”也混為一談,認為“行政處理”包含“行政處罰”也是極其錯誤的,雖然“行政處理”與“行政處罰”同屬行政主體實施的行政執法行為,但執行期間二者分別由行政機關中不同的執法部門依據不同的執法依據具體施行,二者之間具有明顯的執法界限,所以不能簡單的認為“行政處理”包含“行政處罰”。

    二、被告認定原告無償贈送客戶配件視同銷售事實不清

    1.被告認定原告購進“底盤”配件進行銷售是極其錯誤的。

    原告購進的特種車輛包含“整車”和“底盤”兩個部分,“整車”和“底盤”各有一張合格證,所以汽車生產廠家在銷售給經銷商時會開具兩張發票,“底盤”一張發票,“整車”一張發票,但是原告在將特種車輛賣給客戶的時候只開具一張發票。被告沒有調查清楚實際情況,便認為一輛車不可能有兩張進項發票,而且不顧“底盤”的進項票中已經載明“車輛”的事實, 主觀認定“底盤”是原告購進的配件,又因為沒有對應的銷項事實,便認定“底盤”是免費贈送給客戶的。而實際上“底盤”只是車輛的一個組成部分,原告并不存在將“底盤”單獨購進又將其作為配件免費贈送給客戶的事實。被告將“底盤”與“配件”混在一起,認定原告購進配件后又免費贈送給客戶視同銷售是錯誤的。

    2. 被告將庫存商品總賬中記載的余額全部認定為配件金額沒有依據。2013年度庫存商品期初余額為49348.29元,期末余額-95365.36元,因原告當時購進的車輛已銷售,但尚有部分轎車供貨單位沒有向原告開具發票,即已銷售車輛的部分進項發票未取得,導致原告不能及時入帳,導致庫存商品總賬出現負數的情況。實際情況是庫存商品總賬內記載的余額包含車輛和部分配件,由于沒有明細區分,被告不應將兩年全部購進的配件及車輛金額主觀認定為配件金額,并視同銷售。

    3.被告認定原告視同銷售的依據是“庫存減少”還是“免費贈送”直至開庭前混亂不清。前面已經提到,原告庫存商品包含車輛和配件兩個部分,車輛的減少也會導致庫存的減少(如底盤),此外庫存商品也存在被偷、被盜等多種可能的原因,依據多種可能造成“庫存減少”的原因得出視同銷售一種結論明顯是站不住腳的。若依據“免費贈送”,也同樣存在底盤問題,被告認定原告購進底盤然后免費贈送給客戶明顯錯誤,依據錯誤的事實認定得出的視同銷售金額也一定是錯誤的。

    4.汽車的首保范圍不固定。法律并沒有限定汽車的首保范圍,汽車生產廠家可根據汽車售價的不同而自主決定。被告在庭審中認為汽車的首保范圍只包含三種配件明顯與事實不符,進而導致其認定的免費贈送客戶的配件范圍錯誤。

    5. 把生產廠家免費贈送給客戶的配件視同銷售的做法將導致重復征稅。根據國家車輛銷售“三包”政策及廠家的相關規定,生產廠家對所售車輛免費進行第一次保養。原告將配件免費贈送給保修期內的客戶,該“免費贈送”本質上屬于汽車銷售合同的組成部分,也就是說保修期內“免費贈送”配件名義上是贈送,實際上該贈送配件的價款已經包含在汽車總銷售價款之內,而銷售汽車時銷售方已經按汽車的總售價繳納了稅款,所以客戶首次保養免費獲得的配件實際上并非真正的免費,只是其已在購車時一次性支付過費用,并已繳納過稅款,無須再次繳納增值稅,如果按被告的認定,那無異于重復征稅,而重復征稅有違《稅收征管法》的禁止性規定。事實上,原告對保修期內的客戶免費贈送配件只是代替廠家起到了中轉的作用,這其中原告并沒有獲得銷售收入,所以讓原告來承擔相應的稅款是錯誤的。

     三、被告稽查時選擇性收集證據

    1.被告在查補原告應納稅款時,僅查補收入,不考慮其成本費用。被告在查補稅款時僅收集原告有關收入的證據,對原告其他的與取得收入有關的合理性支出不予考慮,且原告反復多次向被告提及費用扣除問題,被告均未予采納。原告的房租、電費、購買固定資產費用、辦公用品維修費、廣告費、借款利息等已實際支出,且都是與原告取得收入有關的合理性支出,被告不予考慮的做法明顯不當。

    2.被告選擇性查看賬簿。被告在檢查原告2012年應付工資賬簿時,僅查看原告應付工資總賬,不查看原告應付工資明細賬,導致其認定的原告2012年應付工資余額認定錯誤。

    四、被告對原告的稽查程序嚴重違法

    1. 告知原告權利行使的期限錯誤。新《行政訴訟法》第四十六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的,應當自知道或者應當知道作出行政行為之日起六個月內提出”,而被告在其作出的沁稽罰【2015】1號《行政處罰決定書》中告知原告提起訴訟的期限為三個月,導致原告在各方證據都未整理好的情況下提起訴訟,嚴重侵犯了原告的訴訟權利。

    2. 違法取證被告在收集“情況說明”證據時,事先按照自己的意志和要求編輯打印好文件,讓原告工作人員蓋章,該份“情況說明”并非是原告真實的意思表示,也并非本案真實情況的記錄,而是被告在取證的時候采取非法手段獲得的,那么這份證據是不合法的,應予排除。

    3. 被告在對原告進行稽查時未出示檢查執法證件。根據《行政處罰法》第三十七條:“行政機關在調查或者進行檢查時,執法人員不得少于兩人,并應當向當事人或者有關人員出示證件。”的規定,被告的稽查程序違法。庭審中,被告反復強調在檢查過程中檢查人員有提供執法證件號碼,但是這并不能證明被告的執法程序合法,分析如下:

    首先,有提供執法證件號碼不等于出示了執法證件。執法證件上面有工作人員的照片、姓名、單位、執法證件號碼等相關信息,雖然執法證件號碼是執法人員的標識之一,但是當時現場執法的工作人員是否為執法證件號所對應的執法人員,原告無從得知,況且《行政處罰法》第三十七條規定的是出示執法證件,而不是提供執法證件號碼。

    其次,被告后補執法證件即使真實存在也不能證明其當時執法檢查時有出具。被告提交的證明其程序合法的證據里面沒有執法證件,那就說明其當時執法檢查時沒有出具,即便執法證件真實存在,去現場檢查時也是其本人,執法檢查時沒有向原告出具執法證件也違反《行政處罰法》第三十七條的規定。

    4. 提交證據的時間超過了舉證期限。《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七條規定:“被告應當在收到起訴狀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內向人民法院提交作出行政行為的證據和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并提出答辯狀”,被告逾期提供證據的,應視為被訴具體行政行為沒有相應的證據,對于被告提交的證據,法庭應不予采納。

    5. 未履行告知義務。被告認為其向原告出具了《行政處罰告知書》就履行了告知義務是錯誤的,因為該《行政處罰告知書》中并沒有告知原告行政處罰的事實、理由及依據,不符合《行政處罰法》的規定。

    事實上,被告取消了原告小微企業稅收優惠待遇,導致其認定原告所謂的偷稅數額增加,這一點上是應該告知的,但是被告并沒有告知原告,也是違反法定程序的。

    綜上所述,被告認定原告偷稅事實認定不清、主要證據不足、定性錯誤、違反法定程序、超越職權,且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未將企業成本扣除,明顯不當,所以本案的被告的行政行為是違法的。為此請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訴訟請求,撤銷被告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

    此致

    沁水縣人民法院

     

                                        代理人:賴紹松律師

                                        北京市盈科律師事務所

                                       二〇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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