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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開發票類罪是否必須以“虛開”為目的?

    信息來源: 華律網  文章編輯:zm  發布時間:2021-05-07 11:04:26  

    虛開發票類罪是否必須以“虛開”為目的?

      刑事參閱公眾號因故停發10日以來,受到諸多粉絲在后臺留言關懷、鼓勵,在此深表感謝。

      其中還有很多粉絲在不斷學習,不斷提問。2016年11月24日,本號發表了最高法姚龍兵法官的文章《如何解讀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虛開”》,里面提到一種觀點:沒有“虛開”目的,不能認定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有的粉絲提出,這是否代表了最高法的觀點?

      由此,薏米本人對此進行了進一步的研究,其中不乏向各位教授請教。北京某大學L教授為我提供了一些素材和引導,經過幾日思考,整理如下:

      一、早在2004年,最高法院就已經以會議形式確定該觀點

      2004年11月24日至27日,最高人民法院在蘇州市召開了全國法院經濟犯罪案件審判工作座談會。全國各地20多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都派員參會,全國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也應邀派員參會。座談會重點對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等經濟犯罪審判工作中普遍存在的一些共性問題進行了集中研討,并達成共識,進一步統一了執法思想。會后,形成《經濟犯罪案件中的法律適用問題:全國部分法院經濟犯罪案件審判工作座談會研討綜述》,其中作為專項內容談到虛開增值稅發票的認定問題,形成了兩個標準:

      第一,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的客體。

      正確認定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的客體是最終確認該罪定罪標準的關鍵。該罪侵犯的是復雜客體,一是增值稅專用發票管理秩序,二是國家稅收征管制度,二者缺一不可。其中,根據刑法第三章第六節的規定,國家稅收征管制度應當屬于主要客體。因此,如果虛開行為僅僅破壞了增值稅專用發票管理秩序,但未實際危及國家正常的稅收活動,只能屬于一般的行政違法行為。

      第二,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的性質。

      行為人主觀上不具有偷、騙稅目的,客觀上也不會造成國家稅款流失的虛開行為不應以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論處。

      對于實踐中下列幾種虛開行為,一般不宜認定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1)為虛增營業額、擴大銷售收入或者制造虛假繁榮,相互對開或環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2)在貨物銷售過程中,一般納稅人為夸大銷售業績,虛增貨物的銷售環節,虛開進項增值稅專用發票和銷項增值稅專用發票,但依法繳納增值稅并未造成國家稅款損失的行為;(3)為夸大企業經濟實力,通過虛開進項增值稅專用發票虛增企業的固定資產、但并未利用增值稅專用發票抵扣稅款,國家稅款亦未受到損失的行為。

      二、最高法院法官的立場

      根據這次座談會確定的標準,最高人民法院專家法官高憬宏、楊萬明主編的《基層人民法院法官培訓教材(實務卷·刑事審判篇)》(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214一215頁)指出:

      “實踐中,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件的情況較為復雜,取證比較困難,需要仔細甄別、準確認定。一般說來,對于為虛增營業額、擴大銷售收入或者制造企業虛假繁榮,相互對開或循環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等行為,由于行為人主觀上不以偷逃、騙取稅款為目的,客觀上也不會造成國家稅款流失,不應以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犯罪論處。”

      2006年,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審判長牛克乾法官在《刑事審判參考》當年第2期發表了一篇文章《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犯罪法律適用的若干問題》,文中指出:

      “對于不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可適用目的性限縮的解釋方法,不以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論處。所謂目的性限縮的解釋方法,是基于規范意旨的考慮,依法律規范調整的目的或其意義脈絡,將依法律條文已被涵蓋的案型排除在原系爭適用的規范外。刑法將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規定為犯罪,主要是為了懲治那些為自己或為他人偷逃、騙取國家稅款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行為。因此,對于確有證據證實行為人主觀上不具有偷、騙稅目的,客觀上也不會造成國家稅款流失的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行為,不以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論處。”

      上述都反映出了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審判法官的正確立場。

      三、姚龍兵法官的文章正是最高法法官立場的體現

      姚龍兵法官在《如何解讀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的“虛開”》一文中,從歷史淵源、社會新情況、罪名比較、刑法理論、刑法原則五個方面,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度解讀,得出的結論與上述立場相當契合。即認為,“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包括刑法第二百零五條第一款規定的虛開用于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在內,均要求有騙取稅款的主觀目的,如不具備該目的,則不能認定為刑法第二百零五條之“虛開”行為,不能以該罪論處。”可以說,姚龍兵法官的文章正是最高法法官立場的體現。

      同時,應該要指出的是,無論是高憬宏、楊萬明法官,還是牛克乾法官、姚龍兵法官,這些立場并未個別法官的學理意見,而是代表了全國法院的傾向性結論。

      因此,從2004年開始,這個問題就已經有定論了,虛開發票類犯罪,均需有騙取稅款的主觀目的,否則不能以該罪論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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